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举贤任能，修明法度，主联齐抗秦，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

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扩展资料：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

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作为史剧家，郭沫若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情思异乎寻常的奔涌，借着当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爱国与卖国、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大激战的巨澜，他构筑了名垂青史的六大历史悲剧。一九四二年推出的五幕剧《屈原》则是其中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人们不再称羡他的峨冠博带，儒雅潇洒，他在剧作家脉律的击迫下咆哮着，掩映着日月星光，裹挟着风雨雷电。

屈原是一个为光明和自由而战的不屈战士，他是光明与自由的化身。诗人的身分在剧作中已淡化，屈原全然是作为政治家活跃在全剧的冲突中。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正是这种浩博的人道精神引发着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热切而忠诚的爱。他企盼着楚国能够和关东诸国和亲，结束分裂的局面，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让所有的百姓都能“过人的生活”。然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不见容于这样的人物，相反更多地出演着联翩不辍的“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历史悲剧。楚国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等和秦使张仪，内外勾结，愚弄并利用昏君楚怀王，在屈原的周围布下了一张硕大的诬陷网。

屈原的正面性特点要远远超出其负面性特点。屈原作为忠君爱国之人，其自身的崇高人格品质值得每个人学习。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也就是说，屈原的治国能力非常出众，受到了楚怀王的重视和信任。屈原敢于犯颜直谏，将楚国安危与自身安危紧密结合，为了楚国甘愿牺牲个人前途。

楚顷襄王继位后，屈原既痛心楚怀王之死，又认为楚怀王是非不分、听信奸佞小人，既忧愤又无奈，在楚国国都郢被秦国攻陷后，他选择投江而死。屈原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国破家亡时没有选择苟且偷生，毅然决然地选择与楚国共存亡，必然被后人铭记。即便屈原在政治上受尽迫害，甚至被楚怀王和楚顷襄王疏远，他依然不忘国家安危和百姓疾苦，誓与国家共存亡，他大声疾呼：“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也曾考虑过“远逝以自疏”，但是最终由于浓浓的爱国之情，他选择愤然投入汨罗江，将自己的灵魂与国家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