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王安石变法寄希望于皇帝一人的支持。这是大多数封建社会的变法最大的局限之一。王安石变法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生活在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尊君卑民”、“家天下”的专制体制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变法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但是皇帝不可能做到“万寿无疆”，人亡政息是专制政体的常态。实际上在宋神宗死后，10岁的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第二，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要求官府对已经耕种的土地进行丈量，核定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定出税额高低，结果一批官僚大地主隐瞒的田产被清查出来，被迫纳税。单从技术层面上看，王安石的这些政策设计是合理的。但它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其推行遭遇到了来自大地主和官僚的重重阻力。由于反对呼声太高，方田均税法最终未能在全国推行。而输均法，严重的抑制了大商人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因此遭到了来自商人的强烈反对。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这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做法，自然遭到了来自官僚集团的反对。王安石作为宰相，由于宋初统治者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如前所述），实际权力比前朝已大为减少。而他面对的改革阻力，是小农经济基础上养成的“求稳惧变”的社会文化和强大的既得利益。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相位之后，宋神宗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将抑制官僚、地主、商人的措施内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视增加赋役收入和加强军备的措施。并且，王安石作为地主统治阶级的一员，变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不会从根本上触动地主统治制度和阶级秩序，因此变法从根本上来讲不会彻底改变当时的生产关系，况且农民阶级的实际收益有限，这就决定了变法无法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第三，王安石变法所面对的保守派势力十分可怕。当时包括两宫太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都反对变法，而且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

古代中国的保守派一直是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对新法，他们不是进行合理的质疑而使它臻于完善，而只是一味反对，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不容许任何异己的存在。在王安石推行新政的时候，当本来也反对新法的苏轼在看到保守派要把新法中他认为还算合理的一些政策一概废除时，替王安石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却迭遭迫害。保守派理论家司马光开头还能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地规劝王安石。

后来却在《奏弹王安石表》中感情冲动地斥王安石为“乱臣贼子”，必欲除之而后快，说“臣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王安石对保守势力估计不足，进行的变法太过激进，没有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改变祖宗制度太甚（“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让保守派难以接受。其直接后果就是当保守派当权时，新政全部废除。

青苗法

内容：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局限：强制农民借贷和还款期限，加之利息偏高，使得富人变穷、穷人更穷。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内容：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局限：对贫苦人是沉重的负担。

农田水利法

内容：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局限：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负担。